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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大学生目击紧急艾情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6:14:39 阅读: 来源:蒸发器厂家

●这是人文大讲堂进行至今,最特殊的一场演讲之一,因为我们请来的主讲者,是一位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、年仅24岁的在校学生;

●他不是卫生界人士,不是医疗防治艾滋病的专家,更不是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或分析者,中国该如何应对艾滋病,他同样难以一一说清道明;他能讲的,只是4年来,作为年轻的中国普通人,在艾滋病村亲眼目睹的真实和自己一些自然的反应……

●他说他不是勇士,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,力量很小,但他愿意做追随勇士摇旗呐喊的人――即使声音再小,也希望有人听到。

哭了多少次?

4年来走过了山西、河南等5个省市的艾滋病高发区,7次进入艾滋病村,12次赴河南艾滋病高发区实地调查;累计40多天与艾滋病患者零距离接触,这就是我最近4年多来的生活状态。

很累很累。终日奔波于艾滋病疫区实地调查、采访;我经常情绪低落,悲伤不已,因为我所眼见的一幕幕“艾滋病村”的凄凉让我记不清哭了多少次。无论我用何种语言,用多少眼泪向你们述说,其实都远远无法表达我亲眼看到的事实所带来的震撼。

但我知道,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几年来的任何一个假日,我都在做。采访艾滋病专家、社会学者,还有艾滋病人。

有人问我为什么执着,我说,因为“艾”情紧急!

我所做的并不能为身处艾滋病中的人们带来直接的效果。效果也许是间接的,但只要有效果,我的工作就没有白做。

有人称我为勇士,我只能沉重地摇摇头,我不是。是被激起的责任感,让我坚持下来。这种责任感,每个人心中都该有。

我为什么关注艾滋病?

如果今天我关注的是乙肝、血吸虫病,或其他任何一种疾病,也许并不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关注。

为什么我会关注艾滋病?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。

事情要从我父亲去世说起。我读初中时,父亲因胃癌去世,我们家就陷入了困境。我从那时起经常交不起学费。为此即使中考成绩很好,我也不得不放弃读高中而选择中专。记得读中专的学费还是一位亲戚替我交的。

中专毕业后,我在一家媒体工作,偶然间得知,那笔学费居然是我的这位亲戚卖血凑来的。我大为震惊。因为当时我已经听说山西南部发现多例艾滋病,与卖血有关。第二天我立即返回山西老家,想证实这位亲戚是否感染了艾滋病。亲戚说他还没有去检测过,一则检测要花钱,二则他也害怕万一被检测出艾滋病后,又该怎么办。万幸的是,这位亲戚最终证明没有被感染上。

然而,就在那一次,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艾滋病人。我去儿时的邻居张老伯家,他的身体在2002年突然不行了,老伴也先他两年走了。根据症状,那正是艾滋病。我又走访了几户人家,都有艾滋病病人,他们的皮肤是铅紫色的,发亮,呕吐出黄绿色的液体。有的身体正在溃烂,几乎不成人形。我非常害怕,这曾是我熟悉的地方,熟悉的人,怎么会变成这样?

这给我的震撼太大了。书上不是一直说:艾滋病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及非洲;中国即使有,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,人数应该很少。可山西是内陆省份,我的老家更是个偏僻的乡村,怎么可能会出现艾滋病?可我亲眼所见的,3户人家就有6个艾滋病人――这,与我的所知相差太远了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?我想搞清楚。

这就是我关注艾滋病人最原始的动力。除此以外,父亲早逝和媒体从业者的身份也是促使我调查的原因。父亲的去世使我对失去亲人的痛楚和磨难有切身体会,而每个艾滋病人的家人迟早会面临亲人的死亡,并且他们要残酷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步步走向死亡。而如果没有在媒体从业的经历,我也许只会关注自己亲戚的生死,不会扩展至关注艾滋病问题的整体状况。

我看到了什么?

在一个沿路都是坟包的地方,村民见到艾滋病人不会跑。从最初恐惧到连艾滋病人坐过的凳子都要用开水反复烫,最后仍然扔掉,到今天却对艾滋病人“习以为常”。因为,当不少家庭都有一个艾滋病人时,谁还怕谁呢?

第一次我在村里转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。被问到的人要么顾虑重重,要么干脆否认。最后我付给一个人400元钱,他终于告诉我一位知情并愿意诉说的老者的电话。在另一个地方拍摄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,他已经发病,全身都是红色的疹子。允许我为他拍照的条件是给他200元钱。我无意中摁到了闪光灯,照片没拍,灯先闪了。可他觉得这就算一次,我必须再支付200元拍一张。一些艾滋病人曾经有这样的陋习:逢外人就要钱,因为他们需要钱吃饭、治病,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卖淫、没有吸毒,却染上了这种病而遭到许多人的歧视,他们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。

今天的在校大学生,饭吃不完倒掉是常有的事,我自己也倒过。可在有些地方,我们肯定倒不下手。在村里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家,丈夫已经发病死了,妻子也发病了,只有一个年幼的儿子。吃什么?他们甚至连端口锅的力气都没有。“饭”都是孩子做的,在锅里只放清水和面,然后不停地煮,煮到成为固体,然后用勺子“砍”,挖出来吃,就这样吃一个星期。

去艾滋病人家里,如果你给他药,不管什么药,他抓来就吃。每天一大早,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就会早早地到村卫生所,排队等着拿免费药物或挂针。村民说:“挂挂心里舒服点儿,不然心里难受。”这里几个医务人员,每天要面对几百名艾滋病患者。医生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写处方,根本没时间对每一个病人诊断,只能挑症状重一点的看一看。有的时候,村民还会为看不上病、拿不到药打架。令人欣慰的是,如今就医秩序已大为改观。

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,这个人口不到800人的自然村,多数青壮年染病,只有少数人幸免于艾滋病的魔爪。

谁让他们感染了艾滋病?

在一个内陆省份,相对封闭的山村,艾滋病何以会如此大规模地传播?

我所查阅的一些资料都说,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,吸毒者占总数的七成,经性传播的不到一成。可我觉得情况不是这样,至少我看到的不是这样。绝大部分人是通过卖血感染的。

河南、山西等地并没有浙江这么富裕,一个县的收入有可能还抵不过浙江一个村,甚至一家企业。上世纪90年代初,一些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:卖血。卖一次400CC血,得40元至50元钱。这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。按采血手册规定,最起码至少要隔半个月才能采一次血,可其实有的农民一天卖两次,有的恨不得一天卖5次。“我一年最低卖血300次,平均是一天一次,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也是常有的。”村民阿勋说。他们村的卖血者总是凌晨两三点钟起来去排队卖血,“去得早的可以挂两个号,早上一个,下午一个。”有的人为了一天能卖两次,还得给组织卖血的“血头”送礼。

单纯卖血就会感染艾滋病?不是这样。如果正规采血,不会有任何危险。但问题在于北方一些地方在当年发展了所谓的“血浆经济”。于是,除了卫生站、医院、防疫站,与医疗卫生一点不相关的各种其他部门也开始介入,纷纷建立血站。未经批准的血站更是不计其数。有些人本来自己就是卖血者,赚到钱后,买辆拖拉机,放上用于采血的机器,走村入户“搜血”。

为了赢取暴利,他们千方百计降低成本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医疗器械重复使用。而当时时兴的是“单采血浆”的卖血方式,比如抽800CC血,只要血浆,把分离后的400CC红细胞再回输到卖血者体内。村民们以为,这样既能收到钱,又不损伤身体。可以想像,在这“回输”的过程中,如果没有严格的消毒和安全保障,如果有一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患者,结果有多可怕?

值得庆幸的是,当地政府发现后立即坚决取缔血站。然而此前的很多卖血者已无法逃过一劫。

艾滋病“后遗症”怎么办?

在我看来,艾滋病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死亡。

艾滋遗孤怎么办?农村地区孩子往往很多,有的家庭父母、爷爷奶奶都死了,剩下的好几个孩子,谁来养?近几年兴起了阳光家园,专门收养艾滋遗孤,可我去看过,这种集中抚养的方式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孩子。他们曾亲眼目睹父母死亡,往往比较孤僻,他们更需要家庭式的抚养。

极少数患者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,类似以扎“艾滋”针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绝望情绪。

如果我告诉你,你身边有一位艾滋病患者,你会有何反应?我试验过。尽管大学生们对艾滋病的常识略知一二,可一旦听说,还是选择立即跳开。人们的骨子里依然没有改变“恐艾心理”。

其次,有些医务工作者也盲目害怕艾滋病。曾经有一位女艾滋病患者,到医院要求做子宫肌瘤手术,却没有一家医院敢收她。

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――高耀洁医生说过:艾滋病不可怕,可怕的是无知,包括艾滋病人,包括我们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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